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2017年5月30日，周二下午3:30，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将做客复旦史学论坛，主讲“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徐国琦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其导师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近年来，徐国琦教授致力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国近代体育的国际化历史，中美关系史。此次讲座是徐国琦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心得。
今年适值中国参加一战一百周年。一战对中国和亚洲的历史造成何种影响？5月30日徐国琦教授的讲座，敬请参加！
徐国琦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与一战》，此书中文版于2008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现在，我们摘录书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幻灭的曙光：威尔逊主义在中国
尽管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遭遇到诸多的不幸与挫折，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民对协约国最终取得了胜利无不欢呼雀跃、兴奋异常。不仅如此，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时，北京政府立即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1月17日，人们聚集在北京总统府门前，庆祝协约国的胜利，群众一致高呼，“公理万岁，民族独立万岁！”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决定将京城象征民族耻辱的克林德碑（the Von Ketteler Memorial）迁移至中央公园，并重新命名为公理战胜碑（Monument of the Right Over Might）。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许多中国人心中开始想着如下几个问题，如 “在和平会议上……谁将是中国的支持者？有何药方可以治疗中国在过去20年里所遭受的各种创伤？中国对于参加这次能使自己有机会倾诉冤屈的（战后和平）会议是否已做好准备？” 著名记者董显光（Hollington Tong）写道，“有头脑的中国人正期待着由威尔逊总统来领导他们。”董显光宣称，对这些中国人而言，“威尔逊是最有资格的政治家，他能够担当起捍卫人类权利以及中国权利的重任。” 尽管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威尔逊，但是当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人们对他的热切期望仍然不可遏制。北京学生赶往美国公使馆门前，在那里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有些学生甚至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已经耳熟能详。威尔逊十四点宣言的中文版一度成为热门畅销书，由蒋梦麟翻译的《威尔逊参战演说》也十分走红。不仅中国青年学生狂热地迷恋威尔逊主义，即使功成名就的社会精英人士对威尔逊的崇拜也大有人在。黄郛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曾发挥重要作用的革命将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访问美国，起初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与英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他也高度评价威尔逊及其十四点宣言。他认为美国的公正无私和坚持公理值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尊崇和拥戴。黄郛在他1918年底出版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未来》的畅销书中断言，没有美国的参战，协约国将不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此，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威尔逊俨然成为中国的救星。他是“民主精神”的世界领袖。 甚至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也称颂说，威尔逊君“固夙以酷爱和平著闻者也”，而且“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 陈独秀对威尔逊的诚实坚信不移，他宣称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陈独秀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告终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陈氏写道，从现在起，“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梁启超也认为协约国的胜利代表着“新时代的进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为“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战。 蒋廷黻则宣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相信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
因而，怀着对威尔逊的信任以及对国际联盟和世界新秩序的憧憬，特别是听说威尔逊将亲赴巴黎出席和平大会时，中国人对这次和会的召开充满了很高的期望。 有一位中国人在给《纽约时报》编辑人员的信中，剀切陈词地说道：
当今世界已经厌烦战争，中国人也饱受耻辱。这次世界大战所取得的辉煌的胜利精神表明，全世界的人们普遍感到必须彻底谴责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过去时代的僵死理论抛弃掉。如今在巴黎召开的这次和平会议的目标，体现了威尔逊总统高尚的理想和开明的原则、承诺……并将开创一个以正义和公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崭新政权。怀着这种信念以及对该目标的期望，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光荣成员。中国的这一要求不仅符合她自身从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应得到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着想。
正是对威尔逊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热切期望，使得中国许多杰出人士纷纷前往巴黎，他们中既有官方代表团成员，也有半官方或私人成员，这些人将在1919年的上半年里在巴黎和会上努力捍卫中国的主权。参加这一历史盛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60余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是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除了外交总长陆征祥以及南方代表王正廷，王氏在驻美期间被选为会议代表，其余都是中国驻欧美各国的公使。中国代表团中唯独没有驻日公使。中国驻日公使的缺席表明中国决定在巴黎和会上倚重西方，不以日本为交涉对象。
这些都是中国所能推选的最优秀的外交官。 顾维钧当选为中国全权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擅长外交，并且为出席这次和会做了认真的准备。顾维钧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并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顾维钧在1912年匆匆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之后， 便应召回国担任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不久以后，顾维钧到外交部任职，自此开始他作为职业外交官的辉煌生涯。 在1915年，顾维钧年仅27岁就成为在华盛顿最年轻的中国公使。威尔逊对顾维钧的印象很深刻，并称赞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式的英语。 除陆征祥之外，其余四名中国全权代表都在欧美各大学受过教育。
除了正式代表团之外，许多著名的社会精英人士也以私人或半官方的资格赶赴巴黎。他们中间有梁启超及其友人一行，梁启超等人到巴黎是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 汪精卫、李石曾、叶恭绰、陈友仁等人也到巴黎见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在此和会上作中国的外交后援。
诚然，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收复山东主权——山东问题是促使中国人关注战后和平会议的首要问题。在1919年1月28日的会议上，顾维钧在中国政府的第一次说帖里提出山东问题。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直接归还山东：中国即使在德国占领该地区以后仍保留山东的主权；山东人民是炎黄子孙，并完全符合民族自决原则；而且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人的一块圣地”。至于中国在战争期间与日本签署的那些条约，顾维钧指出这些条约都是被迫签订的；中国签署这些条约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条约必须经过战后和平会议的最后裁夺，因为这些条约基本上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许多问题有关，因此，这些条约除非由这次和会来裁夺，否则就无法圆满解决。最后，由于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中德之间签署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已经被废除。
如前所述，中国自从1915年以来就一致在为参加这次和平会议做准备，并且为提出归还山东主权的议案，还搜集了大量的证明材料。中国代表团的会议材料准备的很充分，而且备有大量的档案文献，其中有六卷是关于日本军队在山东所犯罪行的请愿书和诉状。比如，在这些案卷中，有的揭露日军对许多村庄进行彻底的摧毁，以及一个农民因为用一头驴子来顶替日军征用的骡子，而被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无情地用刺刀剖腹杀害。还有的案卷揭露一个村庄的村民被日军屠杀殆尽，因为他们没能给日本士兵提供一定数量的女孩子。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指出，由于中国参战，德国已经丧失她在中国的租借权，因而德国现在无权将山东让与另一个强国。换言之，中国代表认为中国对德宣战已经自动废除了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山东的条款。中国代表还认为日本在道义上也无权占有山东，根据现有国际法有关条约终止的原则，也即当一种条约或协定在武力威胁下缔结时，那么该条约或协定将是无效的。因此，中国代表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其根据有三：二十一条是被迫签订的；二十一条破坏了中国的独立；而且二十一条对世界未来的和平构成威胁。中国代表还指出这些秘密条约的签订直接违反了“条约公开”的原则。如果国际联盟不是徒具虚名，那么一切秘密条约，不管其性质如何，都应予以废除。为了表明对公开外交的决心，中国代表团还在大会上公开散发中日两国签署的秘密条约，在分发的这些条约上面都写着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山东的字样。
由于顾维钧的折冲樽俎，特别是他在1月28日的演说，中国代表团给与会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国务卿兰辛写道，顾维钧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美国代表团（the American Peace Commission）法律顾问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称赞说，顾维钧是“一位最杰出的辩手”，他“作了会议上有关弱小国家权利的最精彩的一次演说。” 有个日本人抱怨说，中国“似乎已经踏上用她的言词和笔来征服这个世界的冒险之旅”。 日本代表团一度不知如何应对中国代表的陈词。他们非常不满中国代表团将中日间的秘密条约公开。为此，日本政府使用一贯的外交伎俩，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公然威胁北京政府，要求北京政府命令巴黎中国代表团不得再允许令日本代表尴尬的事情发生。日本的这一策略结果适得其反。中国代表团毫不畏惧，而且这种高压外交（heavy-handed diplomacy）甚至惹闹了日本的盟国。比如，在1919年2月21日给马克斯·马勒（Max Muller）的绝密信中，英国资深外交官罗纳德·麦克利（Ronald Macleay）写道，当山东问题再次提出时，大会理应谴责“日本驻北京公使这一令人意外的并且在我看来极不合适的行为。”
然而，巴黎和会对中国代表团而言不仅是游说列强直接归还山东，中国代表还竭尽全力，力争收复中国失去的一切国家主权。这一目标甚至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就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徐世昌曾在1918年10月10日至1922年6月2日期间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在1918年底告诉《纽约时报》的一位通讯员说，在过去至少四分之三的世纪里，中国一直忍受着“秘密条约”，“势力范围”和“列强势力均衡”的折磨。中国现在希望能够“彻底调整她与列强的关系”。原外交总长伍廷芳说道，“我们已经听说那些大国政治家们的公开演讲宣称，正义与公平将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我们相信正义与公平，并对正义与公平充满期待。我们希望将正义与公平实施于中国时，首先要合理而公平地修订中国与列强之间所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许多精英人士和政治家也提出不少这样的主张。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应该实现两个目标：（1）要废除势力范围制度，以免中国成为“未来战争的催化剂”；（2）“中国要获得自我发展的权利”。 梁启超写道，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怀着真诚而有建设性的计划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我们需要现代外交的必备技能，有责任感的政治家的智慧，工业和财政领导的才干；我们特别呼吁我们的强邻日本要明白，中日两国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是一致的。” 梁启超还认为巴黎和会应该给予中国如下几项具体的救济措施：修改不平等条约，完全取缔庚子赔款，以及关税自主。 1919年1月，梁士诒向北京政府提交一份有关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筹备大纲，并建议注重如下几条：
1、 废除二十一条。
2、 归还青岛。
3、 保障经济自由。
4、 公布中国被迫签署的一切有损国家主权的秘密条约。
当然，梁士诒还认为中国不妨根据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来说明上述各项要求。
根据上述建议，中国政府对参加巴黎和会的正式目标可归纳为如下三项：
1、 领土完整，外国租借地归还中国。
2、 恢复国家主权，废除《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外国军队撤离中国，以及取缔领事裁判权。
3、 经济自由，实现关税完全自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交了几项说帖，以便中国能与大国之间建立新型的平等关系。这些说帖准备充分，书写工整，论述周详。
中国人满心希望巴黎和会能够帮助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并承认中国能与“英法美诸强并驾齐驱耳”。 像表达类似希望的文章和宣言不胜枚举。中国人期望威尔逊及其主张能够对巴黎和会产生强大的影响；一位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应列席这次世界大会，她还应为自己在过去一百年里所遭受列强的虐待讨回一个公道”。这不是对中国的恩惠，而是她应该享有的“权利”。
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的热切期望以及各种长远目标引起许多外国人士的注意。比如，朱尔典告诉寇松爵士说，中国人“现在正热切企盼着巴黎和会能够解除日本军方对他们长达四年的束缚，以及恢复中国失去的部分国家主权。”
当然，除中国代表团之外，还有其它弱小国家对世界新秩序的创建充满很高的期望。例如出席巴黎和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成员L·G·莱瑟姆（L.G. Latham）就主张，澳大利亚应该“享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决定她自身（澳大利亚）的命运。”（编辑 高山）